垄断市场 洋行吸血

一九四一年东台第二次沦陷，日军积极组织伪军政权推行伪化，奴役人民，而且广设洋行或公司，垄断市场，从经济上进行掠夺。象东台这样的小县城，就设有白木、东芝、东和等十多家洋行（公司），还有一个轮船公司，垄断内河航运。这些洋行或公司，都是日本侵华从事经济掠夺的分支机构，经理都是日本人，有军人有商人，并雇用一批职员和翻译。这些洋行或公司经营范围虽不完全相同，但经营手段都是靠垄断市场，攫取高额利润，搜刮地方资源和民间财富。也有一些公司、洋行挂商业招牌，实际是日特机构。其经营和活动范围如下：

1、搜刮五金（金银铜铁锡），掠夺资源。如东芝、四国等七八家公司、洋行，专门或兼收五金物资。尤以银元、铜元为大宗。他们利用伪中储券，不断加价收购。如开始一枚铜元收价一分，以后涨至一角五分。他们把大量银元、铜元装箱，用轮船一批批运至镇江转口运出。他们还抢走战前东台邮电、交通的大批器材。

2、强购农产品，供应军需。白木、江商、东和等五六家公司、洋行，专门搜集地方出产物资，用收发报机直接与苏南各地沟通经济行情。他们从盐城、阜宁、东台等地收购大量棉花、小麦、蓖麻籽等，运至苏南各地转口、加工，以供军用。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投降前夕，日商抛出大量伪币，抢购粮食和日用商品，一些大粮行、大商店，受物价波动冲击，又受敌伪骚扰，濒于破产境地。如陆仁和粮行，胡春发、刘万顺南货店，都宣告倒闭了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美国、埃及不供应日本棉花，日本则与伪政府勾结搞“屯垦计划”，从中国掠夺棉花，即用军事手段，强令沦陷区生产棉花，并成立棉业统制委员会，对棉花实行统购，从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，日本即从我县掠夺棉花数十万担。

3、垄断工业品销售市场。太和、丰田、四国等七八家洋行或公司，他们垄断五洋（煤油、火柴、香烟、肥皂、矿烛）、食糖、纸张、棉纱的货源和价格。东台市场各经销商店均由洋行统一配售。

4、搜集情报，搞特务活动。迫田、利民、江商、半田等洋行与日宪兵连成一气，以经营商业面目出现，搜集经济、政治情报。他们通过检查邮件，监视工商人士有无与共军联系、以物资“敌”行为。发现问题追查处理，甚至密报宪兵队抓人。一九四二年益勤百货店经售三灯收音机，被洋行发现，几天后日本宪兵队借口未曾登记而没收。江商、利民洋行每天都检查东台出口邮电信件，没有他们签证，不准运出，发现可疑就扣留调查，有的无中生有乱敲竹杠。

5、控制内河航运。内河公司设于大王庙河边，有三个日本“老板”，拥有华良、华兴、通顺、通商四条轮船和拖船，每条船常驻六个日军“护航”，往来于镇、扬、兴、东、盐、阜各地，各洋行进出口物资均由公司承运。在码头又有宪兵检查旅客“身份证”，检查货物。经常借口“违禁品”而没收，汉奸爪牙趁机敲诈勒索。尤其是一九四三年该公司华兴轮拖载大批客货由东台向北，行至刘庄附近，因拖船上重下轻，河道弯曲，当急转弯时造成拖船倾斜，日军见状，只顾保轮船头，竟砍断缆绳，造成拖船翻沉，上百人淹死。

苛捐杂税强征暴敛

日伪统治数年间，采取高压手段，强征暴敛，苛捐杂税，巧取豪夺，敲骨吸髓，弄得工农商业经济十分萧条。如当时全城商号每天总计要摊派大米300石左右，群众气愤地说“孙良诚捐凶，田铁夫刮凶。”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，伪币贬值，物价飞涨，南货业震太祥战前有资金值千两黄金，因苛捐杂税损失五百多两，职工工资下降，全城大部分工人被迫辞退，赋闲失业。

那时的苛捐杂税，名目繁多，税目有几十种：

①伪中央、省级征收的有：营业税、印花税、烟酒税、屠宰税、牙税、锡箔纸香特税，还有极反动的绥靖税。

②县级征收的有田赋税、契税、盐税、房屋捐、筵席捐、车捐、娱乐捐。

③地方通过伪乡镇保长强征暴敛的有：保安经费、军事招待费、军事特费、区镇经费、保甲经费、货物进出口税、枪支捐、筑城捐、碉堡费、壮丁费、工事费、清扫费，还有牛捐、猪捐、鸡鸭捐。连农民向“金汁行”（粪行）买粪便肥料也要缴税。所以当时流传过这样的对联“自古未闻粪有税，而今只剩屁无捐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