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我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，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实行全面抗战，将过去实行没收地主土地还地于民的政策，改为减租减息（以下简称“双减”）的土地政策，在广大解放区内领导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“双减”运动和增资斗争。

我县一九四一年夏收期间正式开展“双减”运动，具体内容是不论农民租种地主的地，还是地主分收，一律实行“二五减租”（即在原来交租或分收总额中减少25%），农民向地主富农或资本家所借的债，一律交平息、低息，高利息一律降下来。凡加利超本户，一律不交利息只还本，或全部取消债务。

为了搞好“双减”运动，一九四一年初，苏中区党委在栟茶开办了夏收“二五减租”运动骨干训练班，公布了胡服（刘少奇）同志“关于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，开展夏收‘二五减租’运动”的一封信，组织了民运工作队，以栟茶、李堡、唐洋三区为重点深入发动群众。

在苏中区党委部署下，三月份，县委在小海区召开扩大会，进行“二五减租”、雇工增资和抗日救国的动员。会上，成立了农民抗敌协会筹备会（简称农抗会），其主要任务是反对地主豪绅、地方恶霸用地租高利贷剥削农民，推动抗日救国运动。夏收时，首先从中心区开始，继而全县普遍发动农民群众，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，正式开展了“双减”运动。各中心区党委和政府负责人到群众中去，向农民群众了解封建剥削、土地占有、各阶层的生活及对我“双减”政策的态度等情况。各区纷纷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，宣传“双减”政策和具体部署，收集群众的反映和要求，选出一批群众积极分子为骨干，由这些骨干在各乡、保带领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“双减”运动。

“双减”运动的方法一般的是召开农民大会，通知地主参加，会上宣讲我党的政策，动员地主自觉减租减息，号召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减租。有的乡农抗会，在宣传发动农民时，引导他们就“谁养活谁”的问题与地主开展说理斗争，启发农民的觉悟；有的地方干部带领农民到地主家中面对面地开展说理斗争，使地主自觉执行政府“双减”法令。

当年夏收“双减”运动，取得了初步胜利，一些地主承认减租减息，在斗争中农民提高了觉悟，农抗会更加健全，农民自卫队也组织起来了。

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《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》公布后，为进一步正确进行“双减”运动指明了方向，各阶层纷纷表示欢迎拥护。县委、县政府在党内外广泛宣传中央《决定》，讲清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：一是必须减租减息，以便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；二是又要让地主生存下去，在经济上是削弱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地主阶级，这是团结抗日的需要。经过宣传教育，大部分地区采用了谈判斗争的方式，履行减租换约手续。

一九四四年六月，县政府发表《施政纲要》，重申继续改善人民生活，贯彻减租增资法令，强调必须真正地、彻底地实行减租规定。“租约”一律重换，由县政府统一印发，已减租的佃户应交租，雇工工资要增加，并改用实物工资，严禁高利贷剥削。《施政纲要》还指出渔民、灶民生活亦应改善，并努力提高生产水平。县委在夏收前召开了扩大会，专题研究夏季的“双减”工作问题，指出当年夏收运动的任务，是以普遍开展查减工作为主。在进行“双减”工作的同时，我民主政府在雇工中开展了增资斗争。例如角斜区的佃户和雇工联合起来，在减租高潮中与老板进行增资谈判，由农抗会当场秤粮、付粮、换约、订合同。许河的雇工要求增加工资，通过斗争，雇工工资增加了20-30%。雇工、店员除增加工资外，还增加了福利，并签订了合同，老板不得借口解雇，允许雇工参加政治活动。县临参会规定全县统一的雇工工资标准，原则上规定每天十小时劳动制度，雇主雇工签订合同，不得随便解雇，从而进一步维护了雇工利益，巩固了增资斗争的成果。

经过五年时间的反复斗争，“双减”政策在各地深入人心，得到了普遍贯彻执行。据一九四三年秋统计，有80%以上的佃农减了租。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统计，全县22206户佃农已减租的有19399户，占81.3%，减租田亩约19万亩，减租实得熟粮约18000担，荒粮9100担；3079户佃户，向579家业主，倒回租粮5098担，换新租约5591张，退回租约3598张，有一千余名雇工增加了工资。

在农区开展“双减”和雇工增资运动的同时，弶港沿海渔区和灶区，则开展了类似“二五减租”的“二五减潮”和涨盐桶价、减草租斗争。所谓“二五减潮”，即一汛有十潮，过去渔民每潮所取得的海货都要将其中一部分缴纳给船主，作为交租的总额中减去25%。渔民成立了渔抗会，下设三仓、角斜、弶港、艄公四个分会。一九四五年春进行增资斗争，渔工普遍增加了工资。

我民主政府自一九四〇年开辟了灶区工作以后，建立灶抗会，组织灶民开展了长期的斗争。一九四二年每桶盐价由150元，提高到440元，草租也由50%左右降到20%左右，灶民生活得到改善。垣商被迫废垣，减轻了灶民所受的剥削。

“双减”使农民、灶民、渔民得到了实际利益，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，思想觉悟和政治地位也得到提高，更热爱党，拥护党的政策，自觉地投入到党所领导的抗战斗争中去，许多积极分子参加了新四军和地方武装，有一大批骨干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。群众有事不再找那些“阔大人”了，而是找自己的组织，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希望，为我党在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