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纪念陶勇同志逝世二十周年

朱  坚

1940年，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全国。新四军按照党中央、毛主席关于“向敌后进军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”的指示，以破竹之势向东进军。

黄桥决战胜利后，一师三旅挺进到通、如、海、启地区，很快占领了如东掘港一带，建立了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。为保护黄海渔民正常生产，保障我苏北根据地同浙江、山东、上海等地贸易往来和建立根据地的水上交通运输，配合陆上进行反“清乡”、反“扫荡”、反“封锁”斗争，我们依据“背靠大海，坚持原地斗争”的方针，对海匪部队进行了收编、改造，现就陶司令收编孙二富的经过，作文追忆，以表敬念。

孙二富（原名孙二虎，改名孙仲明）于1908年出生在弶港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里，从小在海滩上摸爬滚打，在海水里泡养长大，十几岁就随船老大下海捕鱼，练就一手使船的本领，熟悉海上潮汛，且胆量大，敢于冒险。但射击技术平常，并不像人们传说的是什么双手使枪、百发百中的神枪手。他与吴道生（原为弶港船主）及一帮小兄弟结成一伙，到处打家劫舍。渔民出海必须出钱领他的旗子，才能确保无事。孙二富与吴道生联合组成“弶港渔民自卫队”，因与当地驻军实业保安队王平仲发生冲突，王要缴他们的枪，孙、吴忙拉队伍下海。因时间紧迫，未备足粮食及淡水，到达长沙海面后，孙叫吴道生写封信给陈顺祥（孙与陈是把兄弟），拟通过长沙镇傅忠良（孙与傅有旧交）补充粮草、淡水。长沙镇接到消息后，立即报告了我掘东区区长顾尔钥，并报告新四军三旅，请求旅部派部队协助将孙擒获。

孙二富得到傅忠良答复后，带了四个人，于1941年3月1日上岸，傅忠良及渔会人员将孙等接到长沙镇关帝庙内，酒菜款待，稳住孙等。此时顾尔钥带的一个连已及时赶到，迅速将关帝庙包围：“我们是新四军，缴枪不杀！”经过一阵交火和喊话，孙以为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，不敢违抗，只好将枪甩出庙外，俯首就擒，被五花大绑押出。当时天色已晚，部队未回掘港，在长沙西南傅家园的傅品三家住了一夜（傅品三与顾区长是亲戚）。

3月2日上午，孙二富被押到掘港上真庙，下午五时左右绑送旅部，陶司令见后立即叫人给孙等松绑，并批评说：“我军的俘虏政策都忘了！”然后叫孙二富到里屋对他说：“国难当头不抗日，当海匪是可耻的。”孙说：“我们不是海匪，是弶港渔民自卫队。王平仲要缴我们的枪才下海的。”陶司令说：“那好，你愿意归我们收编，保证你们的安全。”孙立即表示同意，并请秘书代笔给吴道生写了一封信。

吴道生见信后，心想，这封信是孙在压力下写的，否则为何不亲自来商量，怕上当受骗，又想到新四军纪律很严，跟新四军走，受不了，于是立即将船开往外海。孙二富被放出后，先到长沙关帝庙烧香磕头还愿，没有急于找吴道生，而是躲在船民家里赌钱。

1941年3月初，独立团改海防团后，因无船只，不能下海。3月4日，我和海防团副团长顾秀华（后来投敌）研究决定，把海上有经验的人组织起来，赶在渔汛下海，担当起护渔护航任务，顾说：“八团一连在长沙抓到的孙二富被旅部放掉了，我们把孙二富争取过来，听我们指挥，不就是海上一支现成的力量吗？以后再逐步加强。我有熟人能找到孙二富。”我说：“这事得请示陶司令。”当天，我请示陶勇同志，陶司令说：“我把他放了，他答应受编，并以他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吴道生，但此人像野马一样，同意受编未必是真心，很可能是为了早点放他。要使他的诺言变成事实，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，你既有人做工作，就抓紧进行吧。”

3月8日，在苴镇东南七、八里路的四桥乡秦家荡船民程维忠家里，我们找到了孙二富，经程维忠介绍后，我们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。孙说：“新四军不会相信我。”见他有顾虑，我说：“新四军能相信我们，也能相信你，老程知道（程与我有旧交），我们参加新四军也才三个月”。程维忠也在旁说：“朱团长、顾副团长都不是外人，你尽管放心。”孙又说：“把我们的枪缴了，都没还我。”我说：“这容易，如果你能参加革命，共同抗日，不但原来的武器还你，需要时还会再补充武器、弹药。”孙又说：“这事得和吴道生商量，我虽然是大队长，但人、枪都是他的，他不同意，我答应也是空的。”我说：“那就请你尽快与吴道生商量。”孙说：“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，联络不上。”谈到这里天已黑了，程维忠早为我们备好酒菜，席间相互谈了些往事，主要谈了新四军如何官兵平等，如何爱护人民，打仗怎样勇敢，泰州讨李战役的重大胜利。孙对黄桥决战、掘港保卫战，早有所闻，十分佩服，渐渐消除了顾虑，表示他个人愿意参加我军。

翌日，我就去沙家庄，向陶司令汇报了这几天工作进展情况。陶司令说：“叫他来，我再亲自和他谈谈。”于是，我当天下午又去程维忠家。次日，孙随我到沙家庄旅部。陶司令一见孙二富就很热情地说：“老孙你又回来了，你愿意参加革命很好。”孙说：“司令看得起我，我一定跟司令好好干，不过还没有和吴道生商量，不知道他怎么样。”陶司令又说：“只要你自己决心下定了，就成立一个特务营，归海防团建制。”并问我的意见，我说：“当然欢迎。”陶司令又问：“你们看把营部放在哪里？可先把架子搭起来，并积极想办法与吴道生联系上，我要亲自和他谈。”我接着问孙二富说：“老孙！你看营部放在哪里好？”孙说：“最好是环港东边的沙鱼洼，那里离旅部团部都近，有事好及时请示。”陶司令说：“好！那就这样定下来啦！”接着我向陶司令说：“老孙他们的武器请首长批准还给他们。”陶司令说：“我查一下，过天叫他们（指抓孙的部队）送来。”

4月上旬的一天午后，孙二富骑了一辆自行车，急匆匆地来到沙家庄团部说：“吴道生的船在小洋口北边搁浅了。”我立即带他去报告陶司令。陶司令果断地说：“走！”于是由孙带路，到洋口北边七、八里的地方，远远看见老坝港海滩上有两条船搁浅在那里，陶司令下马就说：“我们下去。”我忙说：“事先没有和他取得联系，去的人多，容易发生误会，不如我和老孙先下去，请他上来谈。”孙二富见陶司令未置可否，又补充说：“吴道生疑心很重，司令不去为好。”就这样，我和孙二富先下去。我们大约走了二十分钟，靠近时，听到船上有人说大队长来了，接着又有人说还有穿军装的。这时，船舱里的人都纷纷上来，很快给我们放下跳板。上船后，孙二富先给我们作了介绍，接着就说：“陶司令也来了，现在岸上，想和吴队长亲自谈谈，如何联合起来，团结抗日，请你（指吴道生）到岸上去一下。”吴道生顾虑重重，不敢上岸，只是推说：“大队长，你和他们谈吧，你作主好了。”孙二富说：“陶司令亲自来的目的，就是要和你当面谈谈，你不去怎么行。”吴道生还是坚持不上岸。我看他们二人坚持不下，就说：“陶司令是这个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，你们在这一海域活动，双方相遇的机会是很多的，为了团结抗日，改编成新四军更好，不愿受编，谈谈如何配合行动也是好的，总之，谈谈总比不谈好，你不放心，我可以留在船上。”吴道生还是犹豫不决。孙二富又说：“老吴你不相信我孙二富，也该相信朱团长，陶司令好不容易来了，你见都不见，今后我们的处境就更难了。”这时有人插话说：“吴队长你就跟大队长上去一趟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”吴道生这才勉强同孙二富上岸与陶司令谈判。约一个半小时后，吴道生又回到船上。我因天色已晚，未与吴道生多说，就赶快下船。晚上，我问孙二富，陶司令与吴道生谈的怎么样？孙说：“受编不受调，不上岸，吴道生不担任正职，潮水上来就把船放到环港去。”第二天上午，我们便分别回到沙家庄和沙鱼洼。几天后，孙二富派人到团部说：“吴道生的船已到环港。”我转报陶司令后，他叫我随他到环港去看看。到了环港，只见几间草房破烂不堪，港里停了大小五、六条船，其中还有渔民的船，船上船下有几十个人。陶司令转了转，对孙、吴的部下说：“你们收编了，成了革命的部队，今后要遵守新四军的纪律，爱护老百姓，有什么困难，由旅部解决，不可直接向群众要。”

1941年8月初，我率海防团团部及一、二、三营在岔河与八团合并，孙二富所属特务营奉命扩编为海防团，孙任团长。8月13日，日寇对通、如、启、海大举“扫荡”，时间持续半年之久，形势日趋紧张，旅部经常转移，七、八团时分时合，有时以营为单位分散打击敌人。由于吴道生匪性未改，一见敌伪猖獗，竟于10月背着孙二富将海上部队拉到启东吕四，背叛了我军。孙二富带领百余人虽受编为抗日武装，但由于孙自身不正，加之部分人员劣性未改，孙对部下管教不力，危害革命的事情也时有发生。一次粟裕师长派人用皮棉去换取武器弹药，当皮花车经过丰利北十八总时，遇上了孙二富的部下崔广胜、崔广发等人，他们劫持了皮花车，不予放行，虽经反复申明，并出示通行证，但二崔蛮横地夺去了通行证，大骂：“有钱便有路，皮花不留下，休想过去！”“什么师长不师长，老子只认钞票不认人！”附近百姓也常遭孙部下骚动，众怒沸腾，客观上影响了新四军的声誉。师部为了维护我军声誉，严明纪律，决定对孙部进行缴械整训。

1941年12月22日，旅党委根据师部决定，将孙部集中苴镇西边刘家园，并解除其武装（孙二富及警卫员二人武器未缴），编成一个中队，集中整训，由任彪任队长。但这些人散漫惯了，不愿过严格的军事生活，没几天就逃之一空。孙二富又下海为匪。

1942年2月初，孙到掘港投到伪军陈懋卿部下。陈懋卿虽表面上尊重孙二富，但骨子里仍存有戒心，孙也感到当伪军无前途，浑身不自在。1942年11月，陶司令从军部党校学习回来后，认为孙二富依靠敌伪，将增加沦陷人民的灾难，对我抗日斗争不利，便决定争取他重新回到人民军队一边。随即从各方面做争取工作，尤其是利用孙的四姨太王月英往返掘港、苴镇、丰利贩运私盐、棉花之机，对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保证对孙既往不咎，仍给孙当团长。王月英娘家开铁匠铺，出身贫苦，容易接受革命道理，也愿意劝说孙弃暗投明。经过王月英对孙的开导，孙决心脱离敌伪，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。正在这时，伪军粮饷奇缺，伪团长陈懋卿万分焦急，几次找孙二富谋求生财之道。孙趁此机会，提出下海“放旗子”，（即向渔船卖旗保其安全）说放一年的旗，够全团三年用的。陈懋卿不知是计，听了信以为真，立即决定由孙积极筹备。1943年清明节后的一天，孙二富带着本大队富有海上作战经验的53人，在二、三大队二百多人的掩护下，于中午到达南坎，护送部队到范公堤后即返回掘港。孙部经北坎、长沙到何家灶后，孙二富即派戴士华持信到苴镇旅部向陶司令报告起义成功，现已全部到达何家灶。陶司令立即派通讯科长柴如奎，管理科长王陕北前往联系，随后陶司令、吉政委也亲自前往慰问，并决定将孙部编为海防纵队第二团，孙二富任团长，周少卿为副团长。从此，孙二富一直留在革命阵营里。

收编孙二富，改造帮匪部队，是一个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。孙二富最后留在革命阵营，在对敌斗争中，起到了别动队的作用。陶勇司令员的宽宏大度，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，则是收编孙二富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。

（梁增英协助整理）

《东台县革命斗争史料》（第七辑）